从年到年代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对外贸易为动力实现了高速增长，其中外商投资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度在年左右曾高达58.9%。然而，自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已经从对外贸易转变为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为中心的内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发生变化。从产业看，外商投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投资的目的也由追求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向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先进技术转变。从国际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的变化，亚太、美洲和欧洲之间的投资走向出现明显的重构趋势。世界经济正在从彻底的全球化转向区域化。在本文中，我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外商投资的趋势，并通过研究国际投资流向的变化，揭示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方向。

Part1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地位的变化

#1

从外商直接投资(FDI)看外资企业

在中国市场中的位置

年，中国的FDI金额为亿美元，占年世界FDI总额的9.2%，居世界第2位。年以来，在全面全球化背景下，亚洲成为跨国公司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中国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其后，除年至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年至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外，中国的FDI基本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图1)。截至年12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家，其中中外合资、外资独资企业分别为,家和,家。外商投资执行额2.29万亿美元，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投资执行额分别占总体的24.6%和62.3%。年初，FDI占中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基于金额)高达17%，之后，随着国内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外资对华固定资产的投资减少，金融危机后的比重稳定在2%左右(图表2)。

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对进出口的贡献度超过50%，年曾达到最高的58.9%。此后，外商投资企业对进出口的贡献有所下降。年，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进口、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39.9%、41.3%、38.7%，基本降到40%左右的水平。从对税收(关税，船舶税除外)的贡献度来看，外国投资公司纳税金额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在年至年之间保持在20%的水平，但在年之后降到20%以下，年占比为18.2%。

尽管外商投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位有所减弱，在税收方面和进出口的贡献方面，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仍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转向内需，以及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增加等市场环境的变化，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方向也正在发生变化。

从投资金额角度来看，中国FDI中制造业的比例从年的46.9%下降到年的28.2%，服务业的比例从49.3%上升到68.3%(图3)，年以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趋于稳定。年，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5.6%)、房地产业(17.0%)、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相同16.0%)、信息传输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10.6%)、批发零售业(6.6%)以及科研与技术服务业(8.1%)，这7个行业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占整体的89.0%，按实际实行的FDI金额占整体的83.8%。

为适应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在年以后大幅放宽对华投资的限制，开始实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在招商引资方面显示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从OECD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的国际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综合限制指数从年的0.降至年的0.(FDI限制指数越接近1表示限制度越高)，显示中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有所减少，但与OECD的平均水平0.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年，中国第二产业的FDI限制指数为0.，自由度最高，而第三产业的限制指数仍较高，达到0.。从行业类型来看，年至年期间，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得到了大幅放宽。第三产业中，针对金融业(银行、保险)、会计、房地产投资的限制的放宽最为明显，与此同时，航空运输和法律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指数在升高(图6)。

#2

从全国经济普查看外商投资企业

在中国经济中位置的变化

从年开始的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来看，年至年，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的数量从11.4万家增加到22.2万家。随着中国市场的成熟和国内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数量的比例从7.9%下降到1.2%(图表7)。

分行业来看，工业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企业公司总数的比例最高，但年至年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图表8)。据年和年统计，工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工业就业人数总体的比重分别为21.3%和22.4%，到年底已降至16.6%。与法人数占比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比相对较高，其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大。

在服务业中，住宿和食品行业的外商投资公司法人数的占比正在下降，但就业人数的占比稳定在12%至13%。随着批发零售业外商投资企业比例从年的1.1%扩大到年的1.2%，就业人员比例从2.9%扩大到5.9%。年，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比达到20.1%，但年大幅下降至12.2%。其背景是中国本土信息传播和软件服务业的加速发展。近年来，中国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领域的公司正在加速海外扩张，中国公司的国际存在感不断增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从年开始超过亿美元，年超过了亿美元，年至年的ODI流量持续超过FDI。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截至年底，中国的ODI余额达到2.2万亿美元，超过FDI余额（1.8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是国有企业，但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比重由年的20%下降到年的5%，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越来越活跃。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逐步调整对中国的投资策略的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平衡。

Part2

国际FDI的动向和中国的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位

#1

全球FDI分布的动向

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受到国际形势的极大影响。如图9所示，自年以来，全球公司的国际化投资业务发展开始变得活跃。到年，欧洲海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占50%，由于美国和日本对外投资的加速，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FDI流出规模保持在20%至30%之间。自年以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规模显着增加，而欧洲和美洲的流出规模占比在逐渐下降。从不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来看，到年，美洲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欧洲对美洲的投资活跃。自年以来，亚太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开始提高（仅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暂时下降）。年以后，流入美洲、欧洲、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相对稳定，范围为30%至40%，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正在趋于均衡和稳定。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已经告一段落，已经进入了地域之间的结构调整阶段。

自年以来，来自日本和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资金规模占全球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分别占年的17.3%和8.9%(图表10)。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地，占世界FDI流入总额的8%左右。相比之下，流入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的比例合计约占3%。从亚太地区内部来看，年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分别占亚太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25.2%和10.5%。

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费用，正在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但是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分布来看，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没有明显的替代关系。相反，中国和东南亚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其份额几乎同时增长，整体上，亚太地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正在提高。

#2

中国FDI的来源国家/地区特征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FDI累计值的变化趋势，截至年，从新成立的公司数量看,来自中国香港的公司最多，占总数的47.2%，累计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占总体的52.2%。接下来依次分别为中国台湾(11.2%)、美国(7.2%)、韩国(6.7%)、日本(5.3%)、新加坡(2.6%)，累计FDI资金规模依次序分别为英属维尔京群岛(7.4%)，日本(5.1%)，新加坡(4.5%)，美国(3.8%)，韩国(3.6%)。

年之前，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十分活跃，但自年以来，来自美国的新成立公司数量与投资金额都开始减少(图表11)。其实，不只是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规模比例都在缩小。另一方面，经过年至年和年至年2个阶段的扩张，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年开始趋于平稳。如图表12所示，日本累计对外投资中，流向美国的比例从年的47.5%下降到年的27.8%，与此同时，流向亚洲和欧盟的比例分别增加了10.1和7.6个百分点。其中，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余额比例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和东盟投资规模的增加。但自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余额开始下降，而东盟的直接投资则呈上升趋势。单就日本的外国投资趋势而言，可以看到东盟对中国的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效应。

与日本相比，新加坡，韩国和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自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特别是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显着加速(图表13)。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巨大市场和创新的源泉，而不只是曾经的“世界工厂”。欧盟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领域主要有汽车产业(包括零件)、石油、化学、医药、橡胶、塑料、金融、保险等。例如，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快速扩张，以德国公司为中心的汽车制造商正在加速电动和数字化相关的投资。欧盟，韩国和新加坡对华投资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日本对华投资规模缩小的效果。所以，从整体来看，流向中国和东南亚的FDI在近年均有所增加。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加强亚欧大陆的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连结，改善欧亚经济走廊等亚洲地区以及亚洲和欧洲之间新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中国正在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先进技术的增长模式，向通过对外投资主动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提高技术水平的模式转变。自年以来，在全球化的全面深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性投资活动，寻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当前，全球化的逻辑到达一个节点，现有的国际市场秩序面临重建，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摩擦也有所增加。例如，自年以来，由于中国公司收购欧盟公司等战略投资的增加，欧洲主要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警惕性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矛盾的集中体现。

目前，全球约80%的进出口仍依赖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但新冠肺炎的冲击暴露了现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同时增加了跨国公司改善国际业务发展模式的紧迫性。与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配置供应链的传统结构相比，以自由经济贸易区为中心的、区域内部的有限供应链，在抗风险能力方面或许会有更好的表现。跨越亚太地区和美洲的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包含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中欧投资协议(CAI)等区域性经济贸易框架的推进，正是国际秩序重建的标志。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停滞不前，国际形势不稳定，地缘关系仍旧复杂。年12月30日，中国和欧盟曾就中欧投资协议达成了协议，但在年5月，欧盟宣布停止旨在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努力，使得中欧投资协议难以生效。在全球经济结构由全球化向区块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不仅需要同时抓住商机和防范风险，还要综合考虑中国在国内市场环境及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谨慎调整既有的产业链及供应链结构，突破原有的过度依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咨询调研部中国调研室

于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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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咨询调研部中国调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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