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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放的40余年是中国经济对内市场化和对外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客观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面对这些问题，退回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是没有出路的。面向未来，在国内，中国只有不断完善社会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在国际上，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的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改革方向。中国确立了“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原则。
（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1.资源的配置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要防止一切的力量，包括市场垄断力量和行政干预来操控价格，这是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普遍遵循的原则。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反垄断定价，以及市场出现非理性定价），管控价格才是合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对于行政力量直接干预价格机制都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
原因就在于，离开了价格机制，既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衡，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有可能出现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的特权，从而滋生。举例来说，在改革历史上，曾经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曾造成了特权阶层把大量物资从计划轨转向市场轨高价出售的现象，即所谓“串轨”。在当前，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有助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为反腐倡廉打下基础。
2.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来看劳动力。公共服务、环境质量也可能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在“空间均衡”的道理之下，在一个国家内部保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既能够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够为民众提供最大化自身福利的途径。同时，劳动力流动还能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因此，劳动力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等的。资本的自由流动比较容易理解。资本总是流动到最能够获取收益的地区、行业或者部门。
个人或者企业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保证了资本利用效率最大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于资本的谋利抱有敌视的态度，这要区分具体的场景。如果资本借助于市场的垄断力量来牟利，或者出现伤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这并不是好的市场经济所希望的。而资本通过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获利，不仅有利于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且能够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避免资本出现对于局部市场的垄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由于土地（包括其上存在的建筑物）在物理属性上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土地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指土地在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配置。
3.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要解决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给相关的生产者足够的激励，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在价格机制有效配置供给和需求的背后，生产者通过市场竞争来最大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生产者不仅要在短期里最优化效率，而且要在长期里考虑到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恰恰由于市场未来的需求变化，会产生某种未知性和不确性，因此，生产者需要为此承担风险。
当中国进入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时，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将面临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将变得愈发重要。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千差万别，而价格机制、要素流动和产权保护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共有特征。也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中央会议以来确立了“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这样的方针政策。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是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的。在市场一体化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商品的跨地区流动障碍已经基本破除，而生产要素流动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但是也已经明确了让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改革方向。
（二）社会的主义的价值观
首先，平等与公正体现在过程上。在开放和法律层面，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到法律和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公正对待。其次，平等与公正也体现在结果上。在经济层面，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尽管各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什么是合理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给定的文化和制度条件之下，如果收入和福利差距超过一定的程度，将给社会带来缺乏平等和公正的感受，产生社会不满，并需要耗费资源来维持社会稳定，这些都会进一步伤害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禀赋的差异，市场交易机制完全有可能导致人和人之间结果的不平等。有时，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一些不完美性，也会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均等。
这种市场不完善性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后果，本身又带有不公正的性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均通过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来纠正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些国家还通过财产税和遗产税等制度来减少财富的不均等。中国是一个社会的主义国家，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始终是其重要的价值观。中国已经建立了个人所得税累进调节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已经对财产税进行了试点，正在计划全面实施财产税。与此同时，中国也全面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在努力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城乡和地区间差别。
此外，中国也实施着覆盖城乡的低收入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廉租房和公租房制度。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传统体制和观念的阻碍，人口的自由流动还没有实现，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还很大。为了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对收入较低的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实施了大量扶持政策。对于曾经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实施了广泛的脱贫工作，并在年宣告全面脱贫，将扶贫工作转向乡村振兴。对于欠发达地区，除了从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实施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在经济援助、救灾援助和教育援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地方间“横向转移支付”。从文化上来说，“社会的主义”和追求公共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是相容的。
在两个层面，集体主义的文化是容易得到认同的：第一是在国家层面，例如，全民支持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或者全民共同减少外出来控制新冠疫情传播，这些都是中国民众普遍认同的，使得全社会的协调行动变得容易；第二是与特定社会身份相关的共同利益追求，比如小到农村地区的宗族（或村）有其共同利益，大到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容易得到认同。但集体主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集体主义的目标如何保证理性；第二是如何为个体的努力（包括创新）提供激励；第三，当集体主义与特定地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何协调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
（三）中国特色的内涵
1.分权体制下地方与地方间关系。在财政支出意义上，地方支出占了绝对多数，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与此同时，地方的税收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的总量。在税收之外，从年代开始，地方还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而土地的价格本身又与地方经济增长的水平和速度有关，于是，地方产生了强大的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动力。中国的地方间关系就是在上述分权制度框架之下形成的。每一个地方的都有强大的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动力，这种情况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发展的动力激励了地方努力工作，一方面努力在硬件上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软件上持续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客观地来说，这种地方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投资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但是也必须看到，地方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完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的目标，而有可能产生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以及单维和多维目标之间的冲突。
再来看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不同地区之间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现代经济发展还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分工效应，因此，从全局角度来说，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有些地方专业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规模较大，有些地方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经济规模较小，不同的地区存在明显的分工，在“空间均衡”下达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但是在地方上存在着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追求本地的招商引资和经济总量，出现了各个地方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
最后来看单维和多维的矛盾。虽然说经济发展在长期是伴随着多维的发展的，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单维和多维的发展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在不同目标之间，地方在一个目标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