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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晓野）

江泽民退出领导岗位后，旧地重游访问他在上海工作过的老单位，有一个内部谈话的视频讲到，江在总结自己去中央工作的成就的时候，重点谈到了他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提法。这应该是指年一锤定音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拍板定案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当时对商品市场已经明确了，对用“资本”的提法替代“资金”也已经得到接受，这实际上是把资本应该与市场互相依存的事实予以正名。市场体系的三个要素中的劳动力问题在93年决议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解决。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在对外经济谈判时，官方对中国经济体制描述使用英文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七年以后。

有关提法在呈送为领导决策依据之前，有些历史细节很重要。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的争论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而且，这还成为了今年热议的重点。体制内外的学者、研究人员在改革过程中做过诸多努力，贡献不可低估。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改革过程是在按照经济规律重新审视我们前十七年中形成的的政策和理论实践，是在弥合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规律之间的差距。所以，一些一线政策工作中的实践会走在理论认识回归“常识”的前面，所以才会有经历过改革过程一线政策工作的官员，对学者们循文章发表顺序讨论理论发明权的争论有些隔膜的感觉，也就会有一点不明就里，不太关心，也不太敬佩的漠视。

的确，有些后来在形成文字时觉得有重大突破的表述，在日常工作中已经按照当时“不争论”的规矩，做了大量的灵活处理。有的处理结果直接打开了理论突破的大门。这些实践还有一些直接来自于对外开放中的对外谈判。可以这样说，有的谈判涉及到了敏感的理论问题，对外谈判互动也会成为在改革中寻求理论突破的动力或是有益的提示。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正确”这根弦始终在约束着推动改革的力量的特殊背景下，外来提法的鲁莽反倒可以帮助我们理顺我们曲折的思绪。下面就是我经历的一个关于市场经济提法的实际例子。

把对外开放与谈判促成市场经济提法出台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也许会有助于澄清事实顺序、有助于减少争论。

WTO日内瓦总部

年我被派往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关贸总协定观察组，了解GATT的运作情况，并要求我们适时提出开始复关谈判的建议供国内考虑。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发动前期，中国经过努力争取到了以观察员的地位全面参与谈判筹备工作的资格。到了年，国内同意我们的建议：利用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的多边减让机会，借多边经济谈判的场合完成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

开启谈判的法律准备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正式开始谈判还需要向谈判参加各方提供一个背景文件，描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以此作为各方估量形势、提出谈判要求的基础。

以前以计划经济国家身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与中国情况不尽相同。由于中国情况特殊，我们估计各方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