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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篇原创，每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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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关口，回看风云激荡。
从55年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以来，到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时下的供给侧改革再出发，“计划”还是“市场”？在论辩中走过了60年，并没有停止。
从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到92年姓“社”、姓“资”的讨论，再到97年姓“公”、姓“私”的讨论，04年“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讨论。年，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关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本文回顾60年经济体制变革中，理论界和决策层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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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建国之初，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是苏联计划模式。毛主席曾设想“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他说，“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要进攻的正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后，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席于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宣部称，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高潮从农村开始，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在“反右倾”中被批判。此后，农村先是废除了个体私有，进而发展成合作社，最终在58年的大跃进中，成为“人民公社”。
55年，资本家纷纷要求国家对自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总路线的实现只花了3年时间。至此，国有制和集体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苏联模式在中国就建立起来了。
在—年，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但国家计划导致效率和产品质量逐年下降，开始引来了学者和民众的争议。年底，高层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于是这时，孙冶方站了出来。他说，要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上，“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因为这句话，他在60年代被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关了8年。孙曾留学苏联，学习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后来回国，随军到了上海，在陈云的带领下，打了一场财经界的“淮海战役”，在实践中，他和顾准等人开始对计划体制的缺陷进行反思。
77年，孙冶方出来后，思想被中央领导授意抢救，成为中顾委委员。孙致力于写出中国的“资本论”，但自身理论体系存在矛盾，认为自己所说的“价值规律”不是指市场规律，反对社会主义下存在“商品经济”，最终没能成功。
顾准在学术上的见解更深刻，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他被称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也被划为右派，74年去世。
在高层，陈云是计划经济的操盘手。56年，他提出“三为主、三为辅”和79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是个重要的年份。4月，最高层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军事发展的步子放慢；月底，包括产业发展次序在内的《论十大关系》诞生，毛主席认为，体制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秋天，BIG8召开，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拉开了未来6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征。
BIG8决定，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于58年开始执行，包括下放：计划管理权、物资分配权、企业管辖权、财税权、项目审批权、信贷管理权等。不久前的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各级政府相应“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
号令之下，随之而来的是分权经济“一放就乱”，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比如农业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上“大炼钢铁”。粗放和混乱，导致了经济陷入困难。
59年庐山会议对此进行纠左，但因彭德怀问题，会议变成从纠左到纠右，耽搁下来；60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
62年，陈云为组长开始整顿财经，收回了之前下放的权力。64年国民经济恢复到58年的水平，但计划下的弊端很快又出现了。由于在那个年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在意识形态上不受认可。年只有再次通过“下放”这招搞活经济，但下放以后，经济再次乱了，于是年邓公复出，主持“全面整顿”。
可见，“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从改革开放前就有，直到80年代，权力下放的老办法依然被使用，比如80年的财政下放是“分灶吃饭”、货币方面是中央和省“两级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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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经济体制，在高层是邓公、陈云“双峰”下的拉锯博弈，有的年份“计划”多一点，有的年份“市场”多一点。
邓公复出，解放思想。政府代表团和留学生纷纷去欧、美、日取经。邓公访问美国、日本，谷牧去了欧洲考察。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出现了一场著名的路径争论。一方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代表人物有李先念、马洪、董辅礽等，孙冶方也有这个思想。另一方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代表人物是薛暮桥，得到了胡YB等人的支持；同时，曾辅助邓子恢从事农村工作的杜润生，也建言农村承包制，主张市场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光远，后来也加入了市场经济阵营。
图：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
高层采纳的是第一种办法，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等办法。这个选择的意义非常深远，年前后，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启动，北京首钢、天津自行车厂等8家大型国企为试点。未来的30多年，国企将面临与政府权力、民企、跨国公司进行多维度博弈，博弈的主线是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等问题。
然而，企业放权改革并不顺利，第一，放权有限对搞活企业作用有限；第二，财务软约束造成企业乱摊成本、滥发补贴。第三，放权让利和财政“分灶吃饭”造成中央财政收入减少，连续两年赤字。经济困难，物价飞涨，于是年国民经济再次进入调整，主张计划导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重新占据上风。
在学术界和留学生中，也有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爱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他在计量经济领域因“ChowTest”享誉世界。他不仅是台湾经济起飞的设计师，还在80年代初，为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往海外输送人才，被称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这个留学生名单中，有日后大名鼎鼎的学者杨小凯、许小年、李稻葵、胡祖六、周林、谢丹阳等人，还有当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原央行副行长朱民、中投副总赵海英等人。
杨小凯，以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闻名，2次被提名诺奖，被称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杨小凯在年有个著名提法，叫“后发劣势”；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这成为一场关于经济模式的学术大争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为官员们所钟爱，比如邓公就十分欣赏“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此时，市场为导向的欧美模式开始被具备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不过，当时中国经济最大的惊喜和意外，来自体制外。一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迸发于小岗村，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农业经济焕然一新，实践派代表人物是安徽万里和四川赵，当时说法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资阳”。
还有一个惊喜是，农改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使得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代表的农民企业家有：萧山鲁冠球、华西村吴仁宝、华北禹作敏。前者是自发创业出现，后者是从集体经济出来，民营企业以这两种基本方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伟大时代中，开创性的事件总喜欢同时出现。在南方的小渔村，邓公画了一个圈，“特区模式”无中生有。蛇口开发区的“总推土机”袁庚，在没有计划、没有财政的情况下，向中央争取到了引进外资、自主审批工业项目的权力。接着，就是深圳特区的建立，“对外开放”往纵深发展，中国的国门在日后就彻底打开了，拥抱全球经济。未来，沿着这一成功经验，上海浦东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在新时代将拔地而起。
以上种种，都是在计划外，市场力量撕开了计划经济铁桶般的口子，从此“龙门大开”。然而那时的道路仍旧曲折，年开始经济整顿，严厉打击温州的投机倒把和福建、广东的走私贩私。经济的紧急刹车，行政手段解决经济波动的计划办法，让很多反应迅速的人嗅觉到“一切经济都是政治”。这一年，国务院体改委成立，后来显赫多时，朱相、王书记都做过体改委的主任，直到年并入发改委。
年，“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提法出现，致富的渴望，在体制内外被激发出来。私营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出现，与国有计划体制并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双轨制。
年，王石在深圳开始倒卖玉米；牟其中在重庆开始了倒卖电器。他们被称为“倒爷”。“倒爷”，是具有掌握调拨物资权力（批文）的人，把低价拿到的资源，高价卖给市场，获得暴利。当时有句话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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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界，有两场重要的会议。
年，BIG12.3前夕，“莫干山会议”在浙江举办，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涉及价改、企改、农改、金改、对外开放等问题，会议成果得到了当时赵总理的批示。著名的青年学者有：王书记、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孔丹、陈元、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李剑阁、朱嘉明、周其仁、张维迎等。这些人已经成长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治理者和研究者。
年，“巴山轮会议”在重庆到武汉的游轮上举行，也是讨论改革将向何处去。这次的成员是当时国内外的顶尖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托宾（诺奖得主，著名语录“不要将鸡蛋全都放在一只篮子里”）、科尔奈、马洪、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
图：巴山轮会议部分学者
BIG12.3在北京召开，决议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并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公对此次会议评价很高，他说，会议文件“解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年前后，双轨制成为正式的制度。（1）国有企业方面，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2）在金融市场，实行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制、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双轨制。那时的国民经济，在对外开放、民间活跃、政府投资的推动下，又呈现趋热的景象；同时，腐败和道德的滑坡，使得回到计划的论调和保守势力再次抬头。
随着国企放权让利路线的遇阻，以及双轨制出现的问题。在理论界，又出现了3个重要的声音。
一个是“整体改革理论”，由吴敬琏领头，他在社科院和体改办的班底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该理论围绕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中心思想，逐步形成了一套“配套改革论”。
图：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
一个是《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于年创立了央行研究生部，该文由蔡重直、吴晓灵、万建华等毕业生在年写出，提出把建立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相关建议被纳入“七五”计划。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声音，厉以宁在年提出“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他认为，要先所有制（股份制）改革，后价格工资改革。
在思想界，青年政治学者王沪N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态”“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他的代表作是《比较政治分析》。日后，这位青年学者将成为中国政坛的第一理论家。
在决策层，年，邓公和赵总理先是支持“配套改革”的方案，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年底，国务院领导改变了想法，转向国企改革先行的思路。
在金融市场，酝酿着大事。年，高西庆和王波明从美国归来，筹备中国的股票市场，拿着《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向副总理姚依L汇报，后来尉文渊具体加入进来。同一年，美国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放开价格管制。
在88年和89年的特殊事件中，中国“物价闯关”和政改没有进行下去。在特殊的背景下，国务院对“红帽子企业”进行清理。私营企业家处于恐惧，有的外逃，有的主动将厂子交给国家、交给集体，后者包括著名的企业家李书福。
此前的国际社会，美国已实行里根改革，英国实行撒切尔改革，都是推动新自由主义变革，鼓励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减税。在苏联，即将开始“休克疗法”。在中国，邓公在年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3年左右的回潮中，中国的改革步伐没有停歇。年开发上海浦东，12月上交所开业，年深交所开业。在日后的20多年里，资本市场几轮牛熊，庄散共舞，暴富和悲情的故事轮番演绎，8任证监会主席走马灯似的撤换。
邓公在当年有个著名论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全盘皆活。”同年，朱R基进京，成为主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并于次年兼任央行行长，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打下深深的朱式烙印。
面对民众对姓“资”的疑惑，邓公还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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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邓公以88岁高龄开启了南巡讲话，对“市场”还是“计划”争论一锤定音，改革开放迎来新高潮。他的著名论断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
著名的“92派”在这一年下海，他们有：陈东升（泰康）、朱新礼（汇源）、胡葆森（建业）、毛振华（中诚信）、冯仑（万通）……
图：92派
年10月的BIG14，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年的BIG14.3上，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财税方面，是从“包干制”到“分税制”；金融体制方面，央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大政策性银行组建、国有银行专业化经营、汇率并轨、经常项目可兑换。国企方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公司法》；社保方面，多层次保障制度。
这一届改革，朱副相开始大展身手，他进京后的首战，就是去东北清理“三角债”，仅仅20多天解决。接着在金融财税领域，朱接连清理非法集资（），推行“分税制”（），人民币深度贬值、汇率并轨（）。朱副相用专业和铁腕，树立了经济治理权威。
国企改革方面，朱采取了著名的“抓大放小”战略，走上了产权改革之路。这有别于（1）毛时代，将国企权力下放给地方（“下放越多越革命”），（2）邓时代对国企内部人放权让利，以及企业承包（“一包就灵”）。
虽然BIG14.3已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当时对现代企业认识并不够。以“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为代表的现代公司，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两权分离，就带来了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代理关系下，就会产生大家熟悉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年，科斯（Coase）在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创造性的解释了什么是企业，企业的边界怎么划定等重大问题。他的理论基石是“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他于年获得诺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国内的周其仁、张五常等人产生了影响。
然而当时的中国国企亏损40%以上，还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职能。突出问题是：行政扯皮，预算软约束。
年2月，邓公逝世。而陈云已在95年去世。中国政坛格局进入新篇章。
夏季，亚洲金融危机。
秋季，BIG15召开，大会开创性地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只需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大会回答了姓“公”姓“私”的问题，是一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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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朱相承诺任期内完成著名的3件事：（1）人民币不贬值；（2）启动内需；（3）国企脱困。
内需方面，7月，国务院启动“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地产行业将大戏连台，财富格局将深刻分化。
国企方面，出现了“国退民进”的现象，持续到年。波澜壮阔的产权改革、国企改制上市和民营经济壮大的背后，是“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和“造富盛宴”。运动式的国退民进，还有法治缺位和曲折离奇的政商故事。
到了99年有个重要的文件出台——《Z共Z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1）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这个时期，国企从部分垄断性行业退出，民营企业经历一段黄金发展期，并承接了部分下岗再就业功能。不过，民营企业自身也存在问题：没有明确目标，“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大打“价格战”；过度多元化；社会责任缺失。
庆幸的是，在民营领域，互联网新经济开始集体萌芽，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马化腾开发了QQ；李彦宏回国开发了百度；陈天桥创办盛大；刘强东在中关村卖光碟；李国庆创办当当；沈南鹏等创办了携程。而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在年上市。若干年后，BATJ为代表的网络巨头，将成为中国经济和混改的重要支柱。
图：西湖论剑
年中国加入WTO承诺的时间表，倒推国有企业重组。在此前后，石油部和石化部分别改组为中石油、中石化；电信南北拆分形成5+1格局、五大军工集团拆为10家……再后来是5大国有银行，从“技术上破产”到股改上市后“躺着赚钱”，蒋超良（交）、姜建清（工）、郭树清（建）、肖钢（中）、项俊波（农）是上市时的主要操盘手。
早在年，王书记在建行当行长的时候和摩根士丹利共同发起中金公司，后来几乎所有大型国企的重组和上市都有中金的身影。中金的管理层有李剑阁、金立群、丁学东、朱Y来等。
在学术和媒体界，因揭露基金黑幕的《财经》杂志火了，主编是胡舒立。吴敬琏因指出股市是赌场声望达到顶峰。刘姝威揭露了蓝田股份造假而声名大噪，年她也因炮轰乐视贾跃亭减持套现而成为“全民公敌”。研究产权改革的郎咸平，在批判格林柯尔和四川长虹黑幕中一炮走红，年以后他将在第一财经主持《财经郎闲评》，走上了“网红经济学家”的道路。
年朱相退休，在他的任期内，宏观经济开始向好，CPI在3%以内，GDP在8%以上，中国制造随着WTO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土地财政”渐渐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房地产是周期之母”的经济规律下，中国的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开始大发展，上游资源价格开始飞涨。
年，BIG16召开，胡温新的领导集体走上历史舞台。上台伊始，北京SARS爆发，海南王书记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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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在朱相时期走向复苏，他打造的“三驾马车”给中国构建了10年的黄金增长期。BIG16鲜明地指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不过，03年在新政治经济周期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代表的粗放投资，带来过热，旧办法重来。
年，三个重要的部门成立了。（1）国资委成立，接管17.84万亿国有资产、15.9万家国企、家央企，李荣融是首任主任。（2）发改委成立，改组了计委、经委、体改委的相关职权，从此“计划”二字从政府部门中消失，首任主任是马凯。（3）银监会从央行分立出来，专司银行监管，首任主席是刘明康，中国金融形成“分业监管”格局。
04年宏观调控的大闸再次拉下，国务院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这一次祭旗的是江苏“铁本”，铁本是一家民营企业，后来被江苏南钢重组。鲁冠球还请示了温相，国家政策是不是转变了？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当时有一句话“不要借宏观调控之名，让国有企业来控制民营企业。”
《人民日报》在《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中说：“各地方各部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特别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
房地产市场迅速飞涨，被国务院开刀：上调准备金率、窗口指导、严格土地管理。在资本市场，股市暴跌，呼风唤雨的唐万新和他的德隆系垮台，新疆屯河并入中粮集团。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家对政府的“行政干预”进行指责。年，郎咸平发动一场与顾雏军的著名论战，郎认为国退民进中，顾雏军等人侵吞国有资产，认为“国企从来不比民企差”，得到了“新左派”的叫好。
随着宏调的推进和民营资本的受阻，央企垄断地位空前强大，“两桶油”“四大行”为代表的央企，一个接一个跻身世界强。李荣融主任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基本没有垄断，这么好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竞争，它们的股权已经多元化、社会化。”事实上，以高盛、摩根为代表的国外战略投资者，赚的盆满钵满，中国方面声称是“股权换技术”。
年，鼓励民营经济的“非公36条”出台，后来年还有“新非公36条”出台，几轮教育，民营资本已经不那么积极了，他们认识了一个叫“玻璃门”的现象，即“名义放开、实际限制”。万通冯仑当时说：“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
年4月，资本市场划时代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启，解决流通和非流通股问题。6月，股市跌倒历史低点。然而，两年后的年中国股市将站上史上最高的点。与资本市场同时复苏的是，中国楼市再次启动飞涨节奏，宏调在不知不觉中淡出。在外汇市场，“双顺差”和全球第一的储备，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并于当年启动著名的“7.21”汇改，人民币开启单边升值走势，资产属性增强，但外汇占款也促成货币投放下的流动性泛滥。在农村，年历史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的资产配置观念开始觉醒，财富完成阶层分化，移民潮出现。
年是中国“大难兴邦”的一年，北京奥运会举国振奋，京城大气污染现象从外国运动员口中开始进入中国视野，“雾霾”在年前后，将成为国人最
